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，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（清代宗室） 麟鉴，是一个宗室。 所谓大清宗室，表面看都是和皇帝沾亲带故的人，但亲戚也分本家外家，也分五服之内的和八竿子打不着的，麟鉴就属于后者。 因为他也不是亲王，也不是贝勒，只能说他祖上的确有一支是来自于努尔哈赤或者努尔哈赤的兄弟，他和清朝的皇帝拥有共同的祖先，但并不意味着他能和皇帝过差不多的生活。 事实上，麟鉴的生活和大清朝的普通百姓并无二致，他甚至一官半职也没有，麟鉴平时日子都有点过不下去，全靠朝廷定期发放的养赡银米才勉强饿不死。 北京城里像麟鉴这样的宗室不在少数，随着清朝统治时间的延长，宗室人口越来越多，到嘉庆年间，清朝已经入关一百六十多年了，一代一代繁衍下来，许多和麟鉴一样的宗室跟皇帝的血缘关系也已经相当之远，但清朝的官职不可能随着宗室人口的增加而无限增加，换言之，朝廷只能最低限度的让大量的闲散宗室活着，但不再负责给他们安排工作。 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二百七十七：天潢蕃衍，日月引长……我八旗子弟，生齿益繁，亿万黎民，辐辏京邑，物产昂贵，此必然之势也。设官分职，经费有常，岂能岁增禄糈乎？亦未能尽用宗室，置满洲、蒙古、汉臣于閒地，非善政也。封建直省，其失具在前史，更不必论矣。宵旰殷怀，迄无良策。” 这段就不翻译了，反正是嘉庆都苦恼，说这么多的宗室，养活他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真是没什么好办法。 说没有好办法，嘉庆也想了一个办法，四个字： 移住盛京。 就是把一部分宗室迁徙到沈阳去居住，这样不仅能缓解京师的压力，还能让宗室们去关外进行开发。 （清代盛京 郊外） 其实早在乾隆四十一年前后，朝廷就有过这方面的计划，但一直没有实施，到嘉庆十三年，该计划又被提了出来，很多人也支持，但唯独嘉庆反对。 清仁宗嘛，毕竟是放不下这些亲戚，不忍心把他们送到关外苦寒之地，所以皇帝一直说这个办法不得行。 但四年之后，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，很快改变了皇帝的看法。 嘉庆十七年五月，宗室绵墉的家里办丧事儿，死的是绵墉的儿媳妇，按照当时的习俗，绵墉一家要把灵柩运出城外安葬，这个事情很稀松平常，但送丧的队伍来到京城的某一个城门附近时，守门的官兵没有主动为绵墉的送丧队伍打开城门，没有提前拦截下其它的马车，绵墉感觉自己受到了怠慢。 绵墉是当场大声呵斥官兵，甚至直接把送丧队伍停在了城门口妨碍交通，他还指挥家人，要登上城门去焚烧纸钱，要给官兵一个下马威看，负责守门的门领，叫富忠，他出面制止，结果绵墉一个大嘴巴就打在了富忠的脸上，手下人一看富忠挨打，都不干了，两帮人随即混战起来，混乱之中，城门下一个用来给官兵们办公休息的地方，我们一般叫官厅，这个官厅被破坏，一个叫六十四的官兵更被打成了重伤。 要知道，这个绵墉，他是闲散宗室里的刺头，他经常惹事，此前他就因为在京师开设赌场，聚众赌博，被革职圈禁了三年，这才刚放出来就又惹事，实在是非常过分。 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，绵墉重打四十大板，革去顶戴，最后移住盛京，送到沈阳严加管束。 这个事件的发生让嘉庆意识到，屡教不改的宗室不值得可怜，自己的纵容袒护反而换来了很不好的结果，与其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闹事儿，还不如把他们送到关外，让他们劳动，让他们改造，让他们自谋生计。 于是，绵墉一案告结之后，嘉庆皇帝下发了这么一道上谕： 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二百五十七：盛京为本朝发祥之地，风俗醇厚，若将不安本分之闲散宗室酌量挑出送往，妥为安插，令其照旧支领养赡钱粮。伊等在彼观摩善俗，或能奋勉自新，仍可择其才堪造就者，随时咨送回京挑选差使。 （史料记载） 注意这个上谕中“不安本分”这四个字，这也就是说，皇帝最开始的打算，不是说随便划拉一拨宗室就送过去，而是要在闲散宗室里找一些惹是生非的，先让他们过去，接受约束，学习旧俗，改掉毛病，说白了这不是朝廷的人口迁徙计划，而应该是皇帝生气之余对那些平时就游手好闲，经常寻衅滋事的宗室的一点惩罚。 圣旨既下，盛京方面的官员马上开始了行动，因为从京师一时间要过来这么多的宗室，首先要解决的，是住房问题，你让人家来，你首先得给人家安家，盛京虽然辽阔，但并没有现成的符合宗室居住的房屋，除了房屋之外，你还要安排耕地给他们种，不然这帮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的宗室送到盛京，也只有饿死的份。 于是，时任盛京将军的和宁，时任盛京工部侍郎的富俊是四处修建房屋，四处筹措田地，忙了大半天，总算是把准备工作给做好了。 因为担心宗室们排斥移住盛京的计划，嘉庆皇帝还特别说明，说去盛京也是一样的，养赡钱粮是可以继续领取的，而且去了分房分地，何乐不为？ 当然这是好话，反正一旦开始移住盛京，你是愿意去也得去，不愿意去也得去。 宗室们当然都不愿意去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所谓的福利待遇好只是表面上的，盛京从来都是违法犯罪们的宗室之流放地，到了盛京，专门看管，限制自由，而且盛京的发展在当时来说谈不上特别好，衣
